叶曼，原名刘世纶，祖籍湖南，生长于北京。幼承庭讯，六岁时以《左传》开蒙，北京大学毕业，一九三八年与大学同学田宝岱君结婚。田君参加外交高等考试，进入外交部服务，她即随夫婿辗转于美、菲、沙乌地阿拉伯等外交官生涯数十年。其间叶曼取母亲之叶姓，及父亲讳君曼之名，署名叶曼，分别在国内、海外，从事散文写作。并在辅仁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思想史及隋唐思想史。同时担任《妇女杂志》总编辑，为该杂志撰写叶曼信箱二十五年。中年学佛后曾亲近南怀谨、陈健民等大德，屡有所得。一九七五年，田君自外交部退休，定居台北。叶曼乃专事佛法之弘扬，与社会问题之讲演。每年讲演百余场，足迹遍历台湾全岛、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及美国，并曾代表中华佛教居士会当选为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历时八年。一九九六年，应洛杉矶友人邀约，组成文贤书院，开讲佛法、《四书》、《道德经》等课程。并设立禅修班，培养弘法人才，以发扬中华儒、道、佛三大文化。其著作有《叶曼散文集》、《叶曼随笔》、《叶曼信箱》、《叶曼拈花》、《春到南天》、《世间情》、《叶曼讲心经》、《叶曼讲阿弥陀经》等。

作为杰出的知识女性，叶曼享有国学大师的美誉，这与她深厚的佛学基础分不开。中年才开始学佛的她究竟凭借了什么样的因缘能有如此高的成就？而她的修行之路在外人看来则充满了奇妙的机缘……

幼时茹素

叶曼先生自小就已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慧根。八岁开始吃素，但吃的其实不是佛家素。也许是善良的天性使然，她小的时候有一次跟家人去羊肉馆子“贴秋彪”，进门时看到有人牵着一只羊拉进后院准备屠宰。那头羊跪在门口‘咩！咩—.’的叫着，不肯进去。羊的叫声听起来跟哭声一样的悲惨，这个情形深深地印在了小叶曼的心中，那种难过让人无法形容。从此以后，她就不再吃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了。这并非一个小孩子一时的不忍，这一个素，一吃就是十四年，一直到抗战她结婚以后。

未识庐山真面目

叶曼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自小的耳儒目染并未使她对佛教产生特殊的兴趣，相反她对佛教甚至起了反感。因为叶曼的国学底子很好，他父亲每每去听‘成唯识论’的时候，总喜欢带着她一起。让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听经，简直像是对牛弹琴。听到不耐烦的地步，她心里便起了这么一个念头：“什么叫佛法？佛法只不过是有钱、有闲的士大夫们高级的消遣品而已。”叶曼的母亲不识字，她学佛，就只是烧香、拜佛。父亲经常让叶曼教母亲念一些简单的经。像《阿弥陀经》、《往生咒》、《大悲咒》。她一面教母亲念经，心里就一面起反感。她感觉经文上所说的什么金沙布地、金银琉璃、赤珠玛脑、七重行树、七重罗网的，好像是在贿赂愚人去信佛，仿佛信了佛就能到达奢侈华丽的世界。而她的母亲除了每天早晚念经，就是烧香、拜佛。可是等到佛事做完了，其他的生活和平常人完全一样，母亲照常发脾气，照常打麻将，生活里多的只不过早晚三柱香，拜佛，持咒、念经而已。除此之外，生活与心性上与学佛毫不相关。所以，叶曼看到母亲这种学佛更加深了她对佛法的反感，认为佛教只是士大夫有闲阶级的高级消遣品，和无知妇女祈求福报的安慰品。

人生本无常

叶曼的父亲是世家子，父亲在世时，她在家可以说是标准的大小姐。可惜人生无常，在她中学尚未毕业的时候父亲一病不起，只三天就去世了。大家原本都以为她们家很富有，但当叶曼清算下来，不仅没有财产，而且还欠着一笔债。年少丧父之痛，加上发现家里真实的经济状况，所受打击太大。照料母亲和弟妹、料理债务、扶榇回北平、安葬、定居等等一系列事情都要她来承担。那时，她的哥哥还在南方读书，弟弟妹妹当时都还小，自己也没有中学毕业，这些真使她痛苦到了极点。重担在肩，她没有消沉下去，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清理了父亲在各地留下来的困难问题后，接着培养弟弟们念书，以及侍候她的母亲。痛苦的经历培养出叶曼坚韧独立的性格。后来，她结婚成家，做公务员，又成为一位很成功的外交官的夫人，不仅如此，她自己写作、教书，加上学佛、学禅、学密，几乎没有一样她不想学。现在年纪虽不小了，仍好学不倦，如同年轻人一样，现在还在学打太极拳。每天可怜巴巴的，两条腿都蹲得发酸，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仍然艰苦的练习。漫长的岁月中，她真的做到了学而不倦。而且，所学的每一样都非常专精。她对人生是认真负责的，她把这个人生的一切都看成是人应该完尽的义务与责任。不管是出世法或入世法，她都用一种特别的专注精神去从事。

云居寺向叶曼赠送礼品 

解惑须得法

从小聪慧过人的叶曼考大学时本来志愿是填报北师大，但幸遇胡适先生亲点探花，将她留在了北大，念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凡有志之士皆达成一种共识，即愿望通过振兴国力，使国家强盛，以免于列强欺凌，因此不可能想到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当时的北大，曾经也是思想非常自由的一所学校，在那样的学习环境里薰习久了以后，自然会受它的影响。当时叶曼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因为看着国人的生活条件极差，她心中就起了一个念头，要把国家社会的经济情形改善，民富则国强，因此选了经济系。从这时候起到台湾的这一段时间，是她这一生中过得最平静的日子。她内心关注的重点也渐渐从民富国强转变到超自然的精神的问题上。

叶曼教授从小心里就有许多问题，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她常常产生疑问。这些问号跟着她度过了中学、大学，再从抗战、就业到结婚，生子，在外漂泊了几十年。特别是田先生作为一名外交官，经常漂泊在外，可以说那个生活就像转陀螺一样。每一次变动一个地方，刚刚和别人熟悉，和当地的政府与侨团也熟识了，便又要开始调到另一个新的国家去。就这样的搬家、安家、联络、交际，环境才摸熟，一级命令下来，又得收拾行李走路。多年来，这种动荡不定的生活让叶曼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地想一想：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时候，田先生的收入并不算高，他为人清廉，但家庭的开销光靠田先生的工资远远不够。于是，叶曼教授唯有自己去想办法，写文章、教书，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赚钱。她的文章，先在国外发表，然后在国内刊登，接着在杂志上转载，最后，又在中央广播电台由其亲自广播一遍，叶曼老师开玩笑地叫它‘一文四吃’，如此这般而维持了这个五口之家。

　　虽然又忙又累，但是周围的环境和气氛，却开始激发了叶老师的思想。开始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人生？感觉自己已经到了中年，却好像一事无成，看看孩子都逐渐长大，不由得感慨：‘我此生就是这样了，唯有希望你们将来成大事、立大业：.…：.’说完这句话，叶曼教授猛然想起父亲当年也曾如此的告诉她，而她现在又向儿女说，将来这样一代一代的说下去。人生到底真的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生？生的目的是什么？将来死了以后向哪里去？她觉得必须自己努力的去寻求解答。

　　叶曼开始读书，找朋友讨论。为了寻找这些答案，首先，她踏进了哲学的领域，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藉着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是这些理论不但不能给她一个圆满的答覆，反而扰乱了她的思想。那些理论告诉人们的莫非就是人是非常无知的。所以，这些哲学理论像是美丽的蚕丝，打成结后却把无知的事实搅和得更混乱。在众说纷纭的哲学派系里，在哲学家自己尚矛盾偏狭的逻辑世界中怎么才能找到答案呢？在哲学上感到乏味之后，叶曼教授自然地回归到东方思想。东方的思想在生死的问题上，有较具体的说明。《论语》记载着一段，孔子站在桥上，看着流水不停地流着，便说，“逝者加斯夫，不舍昼夜。”意味着生命就跟水一样，日夜不停地流着。年轻的时候还感觉不到时间消逝的快速；到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就会有很深的感受。岁月岂只是“不舍昼夜”？简直是不舍分、不舍秒。每个人都是一分一秒地老去，也就是一分一秒地走向死亡。虽然已有这方面的认识，可是关于生命的来处和去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上下求索

既而，叶曼教授又转向了对道家的研究。道家好像说出了一点点东西来，有一句话说，“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着只是借住在这世界上而已，死后就回去了。这已经是有稍微进一步的答覆了。不过为什么要寄？又要回到哪里呢？这样慢慢地，从东方哲学靠近宗教范围了。

当时叶曼教授的朋友几乎都是基督教徒，叶老也跟着朋友们上礼拜堂。可是到了那里，她发现越听迷惑越多。基督徒主张信者得救，不要有许多的问题。可是叶曼做不到，她必定要在疑问解释清楚之后才能够相信，一定要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对基督教义的不解与怀疑，使得叶曼很快离开了这个圈子。

师从南老师

　　正当叶曼苦苦思索而不得真谛的时候，一位当时正在师大教书的朋友知道她有这些疑问需要解答，于是带她去认识南怀谨老师。初见南老师，叶曼就提出她想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南老师见她出口不俗，便解释说，这也是许多人共有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佛法里。

　　当时南老师正在讲《楞严经》，叶曼顺着这个机会，也开始在他那边上课。由于进学较晚，因此抓紧时间恶补了一回。听南老师讲授《楞严经》让她心生欢喜，几年来叶曼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楞严经》，但总觉得经是经，我是我。后来当她从头开始学习，从四谛、十二因缘、唯识里找资料时才发觉，过去自己把唯识误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消遣品，竟是自己的无知。有一次，正在国外的她听到南老师将在农历春节打禅七的消息，就在农历除夕那天晚上，不顾即将临盆的女儿和驻菲律宾领事馆先生的期盼，离开家人，专程搭飞机回台北打禅七。

初试禅七滋味

大年初二上山，叶曼教授用最坚决、最热诚的态度，想决定以后是否继续学佛。内心要做个决断的念想，使得她的心情急迫，脾气也开始变得很坏。天天打坐，闷头苦想，朋友们看了她这样都很着急，南老师做晚课的时候，把她叫到一边，问她究竟想要什么东西。叶曼冲口而出：“还是那老问题。”南老师一听了然，“这样闹下去是找不到答案的。”“那要怎么办呢？”“万念放下。”于是叶曼就试着把万念放下，就在忽然之间，她所有的狂心、乱心全部静止了。《楞严经》有句话“狂心顿歇，歇即菩提。”

　　从那天以后叶曼一直保持着那种清净的心，自己也很满意，因为无论如何都不会起嗔心，至于贪念就更少了，当时她以为这种境界就是佛法的究竟。这样过了三年之后，回来台北，又遇上了南老师打七。这次她还邀了三个外国人一起参加，准备充当他们的翻译。不料，事不从人愿，翻译的工作并没做好。因为禅七期间，每一个动作、南老师的开示，都是紧密相连，几乎不容稍停片刻来做翻译。在一次跑香的时候，南老师说：“寒山子有一首偈子‘我心如秋月，寒潭清皎洁，无物堪比拟，教我如何说。’”这时候叶曼心里很得意，仿佛因为这正是她现在心灵的写照。然而南老师却突然喝一声“错了！”南老师继续说：“太冷了，应该是‘我心如灯笼，点火内外红；有物可比拟，明朝日出东。’”

　　是点火使内外红，而不只是寒潭清皎洁。经过这一个大翻身，叶曼生理上又起了大的变化。佛说心物不二，心物一元，一切唯心造。经过这两个大的转变，叶曼已经不会再退转了。过去曾因抗战而中断素食，尤其是在国外那一段期间，吃素的条件更差。这时她决定吃素学佛了，不管环境加何困难，绝不杀生，并且守五戒，因为，“知止而后有定”，有戒才能定，定才能生慧。

把握当下，精进行持。

　　叶老从好奇心出发，正好碰到了强调“大疑大悟、小疑小误、不疑不悟”的禅宗，面对自己的问题去找答案。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法不承认有“主宰”，佛教认为没有任何一人可以主宰人们的生死、祸福及赏罚。人们必须对自己所造的一切善恶业负责，因此没有主宰，也不是自然。

　　叶曼年轻时听不进佛法，看不起《阿弥陀经》。现在她却修净土，她知道“一切唯心造”。释尊曾以“爪上土”来比喻人身难得，以“大地土”来说明众生轮回恶趣数量之众，既然知道人生难得，就应该把握这机会好好用功。

　　修行就是修正人们日常的行为，佛不只是一尊佛像。这尊佛像就和国旗的意义一样，代表觉。学佛就是学习佛陀觉悟，这里没有福报，不要以为学佛就可以发财、婚姻美满或得到其他种种的好处。佛陀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他在二千五百多年前说的这些法，为的就是让后人也能到达他所到的境地。并不是我们一天给他磕几个头就算尽心了，而是要依佛陀的教示，见到他所见到的。所以说佛以一大因缘出世，那便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有幸接触这殊胜的妙法，加果不勤加用功，则不但对不起佛陀的苦心，更对不起自己。

 以挚诚心弘法

八十年代，叶曼老师在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盛会时，与原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初戏剧性的相识，并成为挚友，朴老尊称叶曼为师姐。在此盛会上叶曼老师被选为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任期八年之久。后经朴老邀请到北京拜访北京云居寺时，发现云居寺已在日本侵华时被毁损，当即发下宏愿，要重建云居寺。

　　1989年，叶曼老师云游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地传承国学，筹到32万美元善款，当叶曼老师回国捐赠时，北京市原副市长何鲁丽、十世班禅大师在云居寺专程迎接。朴老特写了条幅赞扬其功德。

叶曼老师圆满重建云居寺心愿后，又在美国洛杉矶成立“文贤书院”传播中国儒、道、佛三大文化并为中国贫困地区贵州、云南等地孩子上学筹款募捐，叶曼提倡中国三大文化使其普通化、普遍化。目前已捐建13所“文贤”希望学校，带动华人社会关心帮助祖国建设和发展。一九九二年，叶曼获得世界佛教协会及二十七国代表参加的佛教大会赠予的金奖。

近年来，叶曼教授更是以饱满的热情、和挚诚弘法的决心活跃于祖国大陆。二零零六年末，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对叶曼进行了专题访问，十一月应北京大学邀请在北京大学世纪大讲堂为莘莘学子进行了题为“中国一定强”的演讲，同月，应长江商学院邀请为商界精英从科学的角度讲解“一命二运三风水”。二零零七年四月，应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之邀，参加西安举办的“国际道德经论坛”。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应邀前往北京市广华寺作《佛法在中国》的演讲,并多次在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的"中国城市论坛-望京奥运大讲坛"向观众教授以历史、儒家以及道家为主要题材的传统文化。今后，叶曼老师将把她的余生，她的毕生所学回报给祖国，让文贤书院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